1936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成立会开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似乎不太好，到会的人热情很高涨，在福州路一家西餐社，三间打通的房间被六七十人挤得很满，晚到的只能挤到墙边站立。会议由年龄最长的夏?尊主持，傅东华报告筹备经过，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由于会议内容较多，半天讨论不完，决定再开第二次。第二次开会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主席是郑振铎，这次会议被国民党派人蓄意捣乱，大会无法进行只能不欢而散。
这个协会由郭沫若、茅盾、王任叔、王统照、周立波、沙汀、艾芜等43人发起，第一次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选举茅盾、夏?尊、傅东华、洪深、叶圣陶、郑振铎、徐懋庸、王统照、沈起予9人为理事；郑伯奇、何家槐、谢冰心、邵洵美、宋云彬、孔若君、朱自清、李健吾、丰子恺等111人参加，体现了这是一个多方联合的作家团体。
关于第一次成立会的情况，次日《大晚报》等报纸都有报导，《光明》半月刊1卷2号上特辟《文艺家协会成立之日》专栏，有夏?尊、郑伯奇、陈子展、艾思奇、梅雨、傅东华、许杰、关露、李兰等九位作家执笔，介绍大会情况和自己的感受。认为在救亡图存的时刻，结成一个联合战线，共同起来反抗，是有历史意义的。
在现在的文学史料中，关于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文献记载，有《中国文学家协会组织缘起》、《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中国文艺家协会简章》附：《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名录》，都是最初成立时发表的文件。至于有关这个组织的其他活动情况，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正如茅盾晚年所回忆的：“左联解散后虽成立了文艺家协会，但实际上未做工作……”①
“实际上未做工作”，情况基本是这样。然而，笔者注意到，在成立大会上，最后曾有过两个动议，即慰问病中的高尔基和鲁迅。这两件事做了没有？又怎么被提出来的？为什么在文学史料中没有记载，也鲜为人知。
关于这两个动议是怎样被提出来的？
梅雨（梅益）说：“六日晚上，即文协成立大会的前晚，有一位参加文协的朋友在报上看到高尔基病危的消息，特地同我商量，想在明天大会上提议慰问鲁迅同高尔基。而在当日会场上，我也陆续听到许多朋友们谈到这一事情，所以我们还没有动议之前，另一位朋友已正式提出了。自然这提议立刻全体通过，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协的态度。”②
因为，文协举行成立大会的前一天，正好是苏联正式发表了高尔基从6月1日起开始病重的消息，第二天中国的报纸刊登了这则消息，自然引起了中国作家的重视。对中国作家来说，和高尔基同样重要的鲁迅，那时也正病着，梅益接着说：“而鲁迅是我们最进步，最有战斗性的作家的一员，他的健康自然是我们所关心，文协在这次协议上显示了它对这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作家的敬爱”。
梅益的这番话是准确而有代表性的。笔者最近接到梅益先生来信说，慰问病中的鲁迅正是由他发言提出，大家赞同的。
三小时的成立会结束后，在大会上全体会员一致决议的这两项方案是非常具体又有时间性的，需要立即去办妥。怎样去执行呢？有人说：“发电报慰问苏联文豪高尔基的病，派代表慰问我们敬爱的作家鲁迅的病。”③这话仅仅是猜测。
实际上，成立会后第五天，一封以中国文艺家协会名义致病重的高尔基的慰问信件拟就发出了。这封信在国内没有发表，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25年后，戈宝权先生在莫斯科出版的《高尔基与外国作家通信集》④查到了这封信件的俄文译件，把它转译回来，又寻访到高尔基博物馆，找到了中文原件，并撰写了《中国作家慰问高尔基重病的信和纪念他逝世的悼文》⑤，才使我们了解到这封信的存在和在苏联备受重视的情况。
以后，戈宝权先生将这封慰问信的照片赠与丁景唐先生。丁先生据此写了《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家协会给高尔基的慰问信》⑥一文，据丁先生考证，这中文原信出自我父亲孔另境（若君）的手笔，于是又将照片翻印了转赠给我纪念。
中文原件共三页。用“中国文艺家协会用笺”信纸，直行书写，约600余字，写于1936年6月12日，信末盖有“中国文艺家协会”横形会章，全信共分四段。
第一段说明写这封信的起因。中国文艺家协会的会员当得知高尔基先生病重的消息后，“都觉得异常惊惶”，因此，“在协会中第一个被提出、被决议的案件，便是致函慰问先生的病状，祝先生早日告痊。”接着，第二段抒发了对这位“当代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导师”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中国文艺家协会在斯所负主要使命上，特别需要先生的指导”。第三段介绍中国文艺家协会这个组织的情况。它是“和美国作家大会及巴黎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宗旨相同的组织”，在当前，把“保卫民族自下而上的使命，决定为主要使命”。“中国文艺家协会是组织了一切有志抗日救国的中国文艺家的统一战线”。在文艺方针上即“决定集体地建立‘国防文学’，作为对帝国主义和‘汉奸’斗争的武器”。并向高尔基提出，“这建立国防文学的问题，就是协会同人即刻要求先生指导的问题”。最后，希望“先生得知中国文艺家一致参加民族革命战争的阵线这消息”，使先生精神快慰而把病情减轻。
这封信发出不久，便传来了高尔基于6月18日病逝的消息。很可能这是他生前所收到的最后一封慰问信，它记录了来自中国作家对他的尊敬、爱戴和关怀。所以，苏联将它译成俄文，收录在《高尔基与外国作家通信集》一书中。
当时，同时决议的另一项议案是：慰问病中的鲁迅先生。
这件事办了没有？如何慰问？是不是如猜测所说：“派代表慰问”。查阅《鲁迅日记》，这段时间正因先生生病而日记脱记，以至无法查到当时鲁迅先生收到文艺家协会怎么样的慰问，他的反应又如何？
不过，注意一下孔另境先生的文章，他记录了以上所说的慰问之事，这是弥足珍贵的文字。
当鲁迅先生逝世后十天，1936年10月29日夜，在鲁迅先生丧仪里担任“干事”之职的父亲，写了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的记忆》。文章是回忆他和鲁讯的交往和感激、仰慕之情。
文章开头即说：高尔基和鲁迅相继逝世，“这是充满着火药气息的一九三六年的世界上最大损失”。于是回述：
“我还记得今年初夏中国文艺家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曾一致决议用大会的名义分别去慰问这两位正病着的文学家，这执行的职务后来落在我身上，当我把这两封信送出的时候，心里默祝这两位巨人不要再麻烦我们第二次才好，不意隔了一个多月，我们西边的这位巨星突然与世长辞，于是毕竟又由我办了第二次手续，幸而这时更与我有亲切感的鲁迅先生倒渐渐好痊了，我不断去望望他，心里的乐意是说不出的。”⑦
在这段文字里，值得注意的是：一，署名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慰问信当时送出两封，即一封给高尔基，一封信给鲁迅。二，高尔基去世后，协会又送出唁文。三，这三件公函由孔另境执笔，并办理“送出”手续。
现在，“送”出给西边的信，已经查到其内容，并可确认它正是出自孔另境手笔的这份公函。另一件送出给鲁迅的仍是慰问信。这是出于协会的郑重，并不是派人口头表示慰问，仍由孔另境执笔一份公函。然而，这封信至今下落不明，于是也无法知道它的内容。这是很遗憾的。
这里，执笔人用“送出”两字，是很有分寸的。致高尔基的慰问信有三张信纸，发电报是不合适的，那么，通过什么途径送到另外一个国家，由于当时人都不在了，也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所以无法准确知晓。然而，给鲁迅先生的慰问信，不妨猜测由执笔者送去的可能很大。当时孔住在狄思威路（现溧阳路）麦加里，离鲁迅寓所不远，不久前曾陪同李霁野探访鲁迅。鲁迅为他编的《现代作家书简》写了“序文”，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该书1936年5月初版，拿到样书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所以送书送信当由他去是合适的。查阅《鲁迅日记》，这年他登门的次数较多，当时，孔另境在为助编《中国的一日》忙碌，曾为该书配木刻插图，主编茅盾嘱他上门请教鲁迅先生。所以，他说：“我不断去望望他，心里的乐意是说不出的。”
至于文协为什么请孔另境执笔这两封信，他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担任什么职务？这些看来并不太重要，实际上鲁迅当时对解散左联成立文协有看法，而且重病在身，这样，送信的人选和慰问信的措辞都显得比较重要。可以估计，这几封信函经过协会常务理事召集人茅盾的过目和修订，也可能给协会主席夏?尊看过，方始送出。协会其它理事了解此情况的并不多。
1989年，我出差北京的时候，曾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大明同志引荐看望沙汀老，问起文艺家协会成立的事，告知已找到当时协会致高尔基慰问信的原件，沙老回答并没有见过这样的信件。这是很可能的。
高尔基逝世以后，中国文艺家协会悼念高尔基的唁文，当时也没有公开发表并作报导，现在只能从曾任苏联驻上海的塔斯社社长罗果夫的两篇文章中窥得其一二。一篇是《鲁迅与俄国文学》（见《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一书，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另一篇是由他主编的《鲁迅论俄罗斯文学》［1949（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一书《编者序》这两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艺家协会曾在高尔基去世后发唁电一事，两次谈及的文字内容相仿，现录其后者：
“在高尔基被法西斯特务暗害逝世那一天，上海中国文艺界协会，在鲁迅领导之下，发了一个电报到莫斯科去，文中说：‘苏联和全世界的伟大作家高尔基的逝世，对于我们，是一个最重大的打击。’在这寥寥几个字中，表现出了中国文艺界协会及其组织都与领导者鲁迅以至于全中国人民对不朽的高尔基的态度。”
这段文字很明确地说，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界协会有电报去莫斯科表示哀悼。这和孔另境的说法是相一致的。这里，罗果夫将鲁迅和中国文艺家协会联在一起也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是中国文艺界的领袖。然而，正是由于他作的这个联系，引起中国史料专家的一番考证：鲁迅先生是否电唁高尔基。有的在长篇考查后，结论是：“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家协会可能曾发电致唁：鲁迅因在重病中，既没有领衔和少数作家一起在那唁电上署名，也没有几个人另发电报。”⑧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准确的。也有的说：“罗果夫所说的中国文艺界协会在高尔基逝世时收到（发出）的唁电，实为‘协会’6月12日寄发的慰问重病垂危中的高尔基的慰问信，因收到时6月18日高尔基已经逝世。”“也许是罗果夫把‘慰问信’误作‘唁电’了。”并进一步说，如果真有“唁电”，在高尔基博物馆自然也会查到的。⑨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家协会曾发有简单内容的唁电。因为不是信函，寻找可能较不容易，幸好罗果夫为这一件事作了可贵的记录。
关于中国文艺家协会的这三件公函，可能是这个组织成立后唯一办到的实事，也是有影响的、有意义的实事，自有其文献价值。如果不是戈宝权先生的发现和介绍，丁景唐先生的考证，这件事就被湮没了。特志记录并查考。
注释：
①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3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②梅雨（梅益）：《希望》，载《光明》半月刊1卷2期，1936年6月出版。
③李兰：《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会合》，刊《光明》半月刊1卷2期，1936年6月出版。
④《高尔基与外国作家通信集》，196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⑤此文为戈宝权：《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一文中的第六部分。刊《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新华月报》1961年8月号转载。
⑥⑨丁景唐：《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家协会给高尔基的慰问信》，刊《新文化史料》l991年4月号。
⑦孔另境：《我的记忆》，刊《秋窗集》，1937年6月泰山出版社出版。又《我的记忆———孔另境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⑧倪墨炎：《鲁迅是否电唁高尔基》，刊《现代文坛随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1936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成立会开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似乎不太好，到会的人热情很高涨，在福州路一家西餐社，三间打通的房间被六七十人挤得很满，晚到的只能挤到墙边站立。会议由年龄最长的夏?尊主持，傅东华报告筹备经过，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由于会议内容较多，半天讨论不完，决定再开第二次。第二次开会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主席是郑振铎，这次会议被国民党派人蓄意捣乱，大会无法进行只能不欢而散。
这个协会由郭沫若、茅盾、王任叔、王统照、周立波、沙汀、艾芜等43人发起，第一次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选举茅盾、夏?尊、傅东华、洪深、叶圣陶、郑振铎、徐懋庸、王统照、沈起予9人为理事；郑伯奇、何家槐、谢冰心、邵洵美、宋云彬、孔若君、朱自清、李健吾、丰子恺等111人参加，体现了这是一个多方联合的作家团体。
关于第一次成立会的情况，次日《大晚报》等报纸都有报导，《光明》半月刊1卷2号上特辟《文艺家协会成立之日》专栏，有夏?尊、郑伯奇、陈子展、艾思奇、梅雨、傅东华、许杰、关露、李兰等九位作家执笔，介绍大会情况和自己的感受。认为在救亡图存的时刻，结成一个联合战线，共同起来反抗，是有历史意义的。
在现在的文学史料中，关于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文献记载，有《中国文学家协会组织缘起》、《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中国文艺家协会简章》附：《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名录》，都是最初成立时发表的文件。至于有关这个组织的其他活动情况，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正如茅盾晚年所回忆的：“左联解散后虽成立了文艺家协会，但实际上未做工作……”①
“实际上未做工作”，情况基本是这样。然而，笔者注意到，在成立大会上，最后曾有过两个动议，即慰问病中的高尔基和鲁迅。这两件事做了没有？又怎么被提出来的？为什么在文学史料中没有记载，也鲜为人知。
关于这两个动议是怎样被提出来的？
梅雨（梅益）说：“六日晚上，即文协成立大会的前晚，有一位参加文协的朋友在报上看到高尔基病危的消息，特地同我商量，想在明天大会上提议慰问鲁迅同高尔基。而在当日会场上，我也陆续听到许多朋友们谈到这一事情，所以我们还没有动议之前，另一位朋友已正式提出了。自然这提议立刻全体通过，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协的态度。”②
因为，文协举行成立大会的前一天，正好是苏联正式发表了高尔基从6月1日起开始病重的消息，第二天中国的报纸刊登了这则消息，自然引起了中国作家的重视。对中国作家来说，和高尔基同样重要的鲁迅，那时也正病着，梅益接着说：“而鲁迅是我们最进步，最有战斗性的作家的一员，他的健康自然是我们所关心，文协在这次协议上显示了它对这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作家的敬爱”。
梅益的这番话是准确而有代表性的。笔者最近接到梅益先生来信说，慰问病中的鲁迅正是由他发言提出，大家赞同的。
三小时的成立会结束后，在大会上全体会员一致决议的这两项方案是非常具体又有时间性的，需要立即去办妥。怎样去执行呢？有人说：“发电报慰问苏联文豪高尔基的病，派代表慰问我们敬爱的作家鲁迅的病。”③这话仅仅是猜测。
实际上，成立会后第五天，一封以中国文艺家协会名义致病重的高尔基的慰问信件拟就发出了。这封信在国内没有发表，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25年后，戈宝权先生在莫斯科出版的《高尔基与外国作家通信集》④查到了这封信件的俄文译件，把它转译回来，又寻访到高尔基博物馆，找到了中文原件，并撰写了《中国作家慰问高尔基重病的信和纪念他逝世的悼文》⑤，才使我们了解到这封信的存在和在苏联备受重视的情况。
以后，戈宝权先生将这封慰问信的照片赠与丁景唐先生。丁先生据此写了《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家协会给高尔基的慰问信》⑥一文，据丁先生考证，这中文原信出自我父亲孔另境（若君）的手笔，于是又将照片翻印了转赠给我纪念。
中文原件共三页。用“中国文艺家协会用笺”信纸，直行书写，约600余字，写于1936年6月12日，信末盖有“中国文艺家协会”横形会章，全信共分四段。
第一段说明写这封信的起因。中国文艺家协会的会员当得知高尔基先生病重的消息后，“都觉得异常惊惶”，因此，“在协会中第一个被提出、被决议的案件，便是致函慰问先生的病状，祝先生早日告痊。”接着，第二段抒发了对这位“当代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导师”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中国文艺家协会在斯所负主要使命上，特别需要先生的指导”。第三段介绍中国文艺家协会这个组织的情况。它是“和美国作家大会及巴黎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宗旨相同的组织”，在当前，把“保卫民族自下而上的使命，决定为主要使命”。“中国文艺家协会是组织了一切有志抗日救国的中国文艺家的统一战线”。在文艺方针上即“决定集体地建立‘国防文学’，作为对帝国主义和‘汉奸’斗争的武器”。并向高尔基提出，“这建立国防文学的问题，就是协会同人即刻要求先生指导的问题”。最后，希望“先生得知中国文艺家一致参加民族革命战争的阵线这消息”，使先生精神快慰而把病情减轻。
这封信发出不久，便传来了高尔基于6月18日病逝的消息。很可能这是他生前所收到的最后一封慰问信，它记录了来自中国作家对他的尊敬、爱戴和关怀。所以，苏联将它译成俄文，收录在《高尔基与外国作家通信集》一书中。
当时，同时决议的另一项议案是：慰问病中的鲁迅先生。
这件事办了没有？如何慰问？是不是如猜测所说：“派代表慰问”。查阅《鲁迅日记》，这段时间正因先生生病而日记脱记，以至无法查到当时鲁迅先生收到文艺家协会怎么样的慰问，他的反应又如何？
不过，注意一下孔另境先生的文章，他记录了以上所说的慰问之事，这是弥足珍贵的文字。
当鲁迅先生逝世后十天，1936年10月29日夜，在鲁迅先生丧仪里担任“干事”之职的父亲，写了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的记忆》。文章是回忆他和鲁讯的交往和感激、仰慕之情。
文章开头即说：高尔基和鲁迅相继逝世，“这是充满着火药气息的一九三六年的世界上最大损失”。于是回述：
“我还记得今年初夏中国文艺家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曾一致决议用大会的名义分别去慰问这两位正病着的文学家，这执行的职务后来落在我身上，当我把这两封信送出的时候，心里默祝这两位巨人不要再麻烦我们第二次才好，不意隔了一个多月，我们西边的这位巨星突然与世长辞，于是毕竟又由我办了第二次手续，幸而这时更与我有亲切感的鲁迅先生倒渐渐好痊了，我不断去望望他，心里的乐意是说不出的。”⑦
在这段文字里，值得注意的是：一，署名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慰问信当时送出两封，即一封给高尔基，一封信给鲁迅。二，高尔基去世后，协会又送出唁文。三，这三件公函由孔另境执笔，并办理“送出”手续。
现在，“送”出给西边的信，已经查到其内容，并可确认它正是出自孔另境手笔的这份公函。另一件送出给鲁迅的仍是慰问信。这是出于协会的郑重，并不是派人口头表示慰问，仍由孔另境执笔一份公函。然而，这封信至今下落不明，于是也无法知道它的内容。这是很遗憾的。
这里，执笔人用“送出”两字，是很有分寸的。致高尔基的慰问信有三张信纸，发电报是不合适的，那么，通过什么途径送到另外一个国家，由于当时人都不在了，也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所以无法准确知晓。然而，给鲁迅先生的慰问信，不妨猜测由执笔者送去的可能很大。当时孔住在狄思威路（现溧阳路）麦加里，离鲁迅寓所不远，不久前曾陪同李霁野探访鲁迅。鲁迅为他编的《现代作家书简》写了“序文”，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该书1936年5月初版，拿到样书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所以送书送信当由他去是合适的。查阅《鲁迅日记》，这年他登门的次数较多，当时，孔另境在为助编《中国的一日》忙碌，曾为该书配木刻插图，主编茅盾嘱他上门请教鲁迅先生。所以，他说：“我不断去望望他，心里的乐意是说不出的。”
至于文协为什么请孔另境执笔这两封信，他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担任什么职务？这些看来并不太重要，实际上鲁迅当时对解散左联成立文协有看法，而且重病在身，这样，送信的人选和慰问信的措辞都显得比较重要。可以估计，这几封信函经过协会常务理事召集人茅盾的过目和修订，也可能给协会主席夏?尊看过，方始送出。协会其它理事了解此情况的并不多。
1989年，我出差北京的时候，曾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大明同志引荐看望沙汀老，问起文艺家协会成立的事，告知已找到当时协会致高尔基慰问信的原件，沙老回答并没有见过这样的信件。这是很可能的。
高尔基逝世以后，中国文艺家协会悼念高尔基的唁文，当时也没有公开发表并作报导，现在只能从曾任苏联驻上海的塔斯社社长罗果夫的两篇文章中窥得其一二。一篇是《鲁迅与俄国文学》（见《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一书，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另一篇是由他主编的《鲁迅论俄罗斯文学》［1949（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一书《编者序》这两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艺家协会曾在高尔基去世后发唁电一事，两次谈及的文字内容相仿，现录其后者：
“在高尔基被法西斯特务暗害逝世那一天，上海中国文艺界协会，在鲁迅领导之下，发了一个电报到莫斯科去，文中说：‘苏联和全世界的伟大作家高尔基的逝世，对于我们，是一个最重大的打击。’在这寥寥几个字中，表现出了中国文艺界协会及其组织都与领导者鲁迅以至于全中国人民对不朽的高尔基的态度。”
这段文字很明确地说，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界协会有电报去莫斯科表示哀悼。这和孔另境的说法是相一致的。这里，罗果夫将鲁迅和中国文艺家协会联在一起也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是中国文艺界的领袖。然而，正是由于他作的这个联系，引起中国史料专家的一番考证：鲁迅先生是否电唁高尔基。有的在长篇考查后，结论是：“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家协会可能曾发电致唁：鲁迅因在重病中，既没有领衔和少数作家一起在那唁电上署名，也没有几个人另发电报。”⑧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准确的。也有的说：“罗果夫所说的中国文艺界协会在高尔基逝世时收到（发出）的唁电，实为‘协会’6月12日寄发的慰问重病垂危中的高尔基的慰问信，因收到时6月18日高尔基已经逝世。”“也许是罗果夫把‘慰问信’误作‘唁电’了。”并进一步说，如果真有“唁电”，在高尔基博物馆自然也会查到的。⑨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高尔基逝世的时候，中国文艺家协会曾发有简单内容的唁电。因为不是信函，寻找可能较不容易，幸好罗果夫为这一件事作了可贵的记录。
关于中国文艺家协会的这三件公函，可能是这个组织成立后唯一办到的实事，也是有影响的、有意义的实事，自有其文献价值。如果不是戈宝权先生的发现和介绍，丁景唐先生的考证，这件事就被湮没了。特志记录并查考。
注释：
①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3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②梅雨（梅益）：《希望》，载《光明》半月刊1卷2期，1936年6月出版。
③李兰：《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会合》，刊《光明》半月刊1卷2期，1936年6月出版。
④《高尔基与外国作家通信集》，196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⑤此文为戈宝权：《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一文中的第六部分。刊《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新华月报》1961年8月号转载。
⑥⑨丁景唐：《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家协会给高尔基的慰问信》，刊《新文化史料》l991年4月号。
⑦孔另境：《我的记忆》，刊《秋窗集》，1937年6月泰山出版社出版。又《我的记忆———孔另境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⑧倪墨炎：《鲁迅是否电唁高尔基》，刊《现代文坛随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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